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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舍译事

2009-03-07 16:34:00 来源:博览群书 徐德明 我有话说

老舍的精神内涵深广,文学活动范围广,作品传译也广。他自称“写家”,人们多称他语言大师、人民艺术家。文学界都知道,他兼擅各种文体,是“文武昆乱不挡”的全能作家。一般人较少了解老舍精通英语,他在英、美用英文写作,做学术讲演,在英国讲过《唐代的爱情小说》(T’ang love story),在美国谈《中国现代

小说》(The Modern Chinese Novel),也写过英文话剧。当然更少人知道,老舍不仅是个“写”家,还是个“译”家。他能在现场作英语同声翻译,也能从事小说、戏剧、诗歌散文的笔译。他参与进行翻译的方式与事实,提示我们关于文学翻译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多元因素。

老舍的口语好,只是偶或一露风采。抗战期间,一次公众集会,有许多外国朋友在场,他熟悉的朋友负责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,累得出汗了。老舍不忍,提议那一位只管翻译法语,把英语留给自己。一时举座皆惊,老舍竟然说得流利的伦敦英语。这样的口头翻译机会不多,老舍与翻译相关者主要还是笔译。

老舍不享翻译家之名,涉及的译述范围却很广。1930年从英国回来就任齐鲁大学教授,他就开始书面翻译。他主讲的文艺思潮、世界文学史、近代文艺批评、小说作法和世界名著研究五门课程,主要参考文献是外文。他的《文学概论讲义》引述了数十位西方作家理论家的观点,从古希腊到现代主义,较多的是当代前沿外国理论,当时这些文献十九没有现成译文。老舍译过R. W. church论华兹华斯的论文,译 Elizabeth Nitchie 的《文学批评》,前两章刊载于《齐大月刊》(后改为《齐大季刊》)。所译作品有近现代小说、诗歌和戏剧,署名舍予、?青等。这些翻译作品,大都集中在30年代前期。一旦文学刊物对他的创作需求增多,老舍就没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了。

50年代老舍一度重拾译事,1954年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,老舍说过:“翻译工作者的困难:既须精通外文,还得精通自己的语言文字,二者须齐步前进。”就在这精通的基础上,却围绕着翻译萧伯纳的戏剧翻译,两位受尊敬者的文字谋面,产生了译界的“华山论剑”。以老舍的幽默把握萧伯纳的讽刺,可谓相得益彰。他翻译了萧伯纳的戏剧《苹果车》,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《萧伯纳戏剧选》。前一年楼适夷为中介,请老舍审读朱光潜翻译的萧剧《英国佬的另一个岛》。二人英文都很好,但彼此的翻译理念有出入,翻译风格的追求有差别。二人在通信中意见交流/交锋,态度都不失绅士派:体谅对方,坚持自我。老舍给朱光潜写信:“我细细读了您的译本,译得好极!……恕我吹毛求疵:我觉得译笔枝冗了些――我知道这是为了通俗易懂,但有时即流于琐碎无力。好不好再稍紧缩一些呢?特别是在原文非常俏皮的地方,似乎不宜只顾通俗而把俏皮变为笨拙。”老舍将一些地方作了改动,最后表明:“您若认为不妥,即祈再改回去。”朱光潜十多天后回信:“承你应允替我校订萧剧译文,我十分感激。……你的译文我读过两遍,有的地方你译得很灵活……有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。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原则。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: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,亦步亦趋,寸步不离;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,要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,来丰富中文。无论是哪一种,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。”最终表明:“自持和你多年相识,才敢冒昧提出上面一点很直率的意见,我想你了解而且原谅这一点忠直的意思。”二人对待翻译的差别在语境体味、现代白话形塑与风格处理上。作为多年的文字之交,他们都把翻译当作严肃工作,即使为此而辩驳,也不在意。这番“华山论剑”,双方都显示出自尊与尊重他人的良好风范。不妨推测:朱光潜的信对老舍《苹果车》的翻译是个客观的推动。

最为重要的译事是老舍不署名的“中译英”。中心是翻译明代小说《金瓶梅》和老舍的《离婚》、《四世同堂》。这是中外文人的跨文化合作,也是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穿越古今的世界流播。此事又分为两段,一段是20年代后期在英国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,一段是40年代末在美国翻译老舍看重的自己的作品。前一段充满了真挚与诚信,平静的湖水波澜不惊,后一段在友谊之外,打上了现代社会的市场文化经济的烙印,如太平洋上的风生水起;前一段欧洲保守与中国诚信结合,后一段金钱与文化展开角逐,人本尊严与商业经济法则抗争;前一段是双向互助基础上的无私,后一段则是多元互利与争夺的关系,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不平等。

老舍帮助艾支顿翻译《金瓶梅》是一次无意间的遇合。老舍在《我的几个房东》中回忆艾支顿是他的“二房东”,“见到我,他说彼此交换知识,我多教他些中文,他教我些英文,岂不甚好?为学习的方便,顶好是住在一起,假若我出房钱,他就供给我饭食。”其实艾支顿这一阶段赋闲,只是由第二任夫人供养。一起住了三年,老舍绝口不提如何帮助艾支顿翻译《金瓶梅》的事情。艾支顿不掠美,书出版时,他在扉页上特地印有“To C.C.SHU My Friend”,并且注明:“在我开始翻译时,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,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,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。我将永远感谢他。”两个人都是君子风范。

友谊增进学识,对双方都是如此。没有老舍,艾支顿大概无法准确地复现明代生活,语言也难以传神;没有艾支顿,老舍也不大可能精心研读《金瓶梅》获得独立精确的文学史判断。20年后,他在美国演讲《中国现代小说》,评价“明朝最出名的是《金瓶梅》,曾由英国人克利门・艾支顿译成英文,译名为《金莲》(Golden Lotus)。这部小说……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。……是部极为严肃的作品。古怪的是,在英译本里,所谓淫秽的段落都译成拉丁文,大概是尽可能不让一般读者读懂”。艾支顿这样做,多半是迫于英国的道德保守,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不曾被禁么?五次印刷之后,1972年的新版,《金瓶梅》中的拉丁文才被改译成英文。

跨文化的工作就像两个恋人融为一体,必须由两人各自跨入对方的语境。老舍与外国人的合作始自“灵格风”教材。当年东方学院中文系的三位教师,布鲁斯Bruce教授、爱德华兹Edwards讲师和老舍密切合作,才有那样一套成功的教材。教授字词句是为会话打基础,而会话背后的文化语境的共融才是“通”的境界。没有这样的一段合作基础,老舍帮助艾支顿,其方式就不会让对方自然与顺畅地受益。“灵格风”汉语教材,可以算作老舍的第一桩译事。

1946年,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。一年以后,曹禺回国,老舍申请留美继续创作。写完了《四世同堂》,又继续写《鼓书艺人》,期间还直接用英文写了三幕四场话剧《五虎断魂枪》。那时他内心一直回荡着一个声音:要把中国现代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世界。老舍在国内时就驳斥“中国没有伟大作品”的谬论,认为“……茅盾、沙汀、曹禺、吴组缃诸先生的作品,若好好的译为外文,比之当代各国第一流著作,实无逊色。”眼下合适做的工作,就是把自己的重要作品翻译出来,更因为美国人伊凡・金翻译《骆驼祥子》有意篡改,弄出个大团圆的结局,严重违背了《骆驼祥子》的主旨和悲剧风格。所以,他必须自己动手,维护作品的尊严。于是,他整天投入翻译工作,晚上和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《四世同堂》,白天和郭镜秋合作翻译《离婚》,后来又翻译了《鼓书艺人》(Drum Singer)。这两个合作者,对中国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,自己也有创作的经验。

20世纪的长篇小说,与《金瓶梅》艺术上旗鼓相当者谁?老舍努力证明自己。从帮助翻译《金瓶梅》到自主翻译《四世同堂》,老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自信日益增强。他要把自己最看重的作品翻译出去,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、中国人20世纪以来承受的苦难、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感特征。迟早一天归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老舍只是给合作者读、讲小说内容,绝不在修辞上参与。因为他了解,一旦生硬介入,结果是足以破坏对方的语言风格的一致。他的方式,与林纾翻译外国小说,由一个了解外国生活的中国人讲述外国的过程构成对照,却更为接近了翻译的本质。

文化中也有一时无法通译的,这种情况下,往往是双方的妥协。老舍和艾支顿的合作是君子“固穷”而重“义”,但是和美国两位翻译者的合作也不能仅仅以“利”来衡量。她们背后有一套西方现代人合作的文化与经济规则。美国人的对翻译著作的共同署名有理解:除去稿费分成的比例有所倾斜,原著者和翻译者平等合作、利益均沾。从翻译到出版之间,原著者和翻译者各自选定其法定代理人,由他们与出版方打交道,乃至和作者稿费分成的问题,也是由代理人提出与约定。尽管老舍的东方情感难以接受这般地绕弯子,实际运作过程还是按照法律保证的方式。老舍对郭镜秋的分成比例一再退让,因为稿费不是老舍的主要目的。而对伊凡・金侵犯著作权的行为,老舍则坚决斗争,绝不回避。伊凡・金在出版市场上被资本家看重,《骆驼祥子》的畅销激动了老板们的逐利之心。伊凡・金也吃出了甜头,他又要翻译《离婚》,而且让老李和马少奶奶来一次团圆,这种荒唐的擅自更改简直是对这一作品的强奸。老舍这部作品的主旨不是老李对爱的追求,而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、对敷衍苟且的生活的针砭。伊凡・金一再用大团圆的结局破坏原著的精神结构,老舍看它是严重挑衅,所以必须起而反抗。他让赵家璧在国内寻找种种版权证据,后者费尽心思由郑振铎出面,寻找著名的美国律师证明。但是,中美之间没有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,伊凡・金又因《骆驼祥子》的版权在手而占尽先机,打官司也不了了之。最终是资本市场的胜利,老舍和郭镜秋合作翻译的《离婚》与伊凡・金的篡改本《离婚》都摆上了售书架。老舍面对这样的事情,不得不苦闷。他不能一直呆在这样的国家里。

老舍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派“混沌”。1950年回国后,除了由朋友代理领一点属于自己的稿费,就不再和资本家的出版市场打交道了,也停止了自主翻译的努力。与外国翻译家合作的热诚,在与前苏联的翻译家打交道的时候,还一度显现出来。参加苏联作代会期间,得知一位年轻的翻译家正在翻译《月牙儿》,老舍让其不离左右,随时指点种种文化上易于隔膜的地方。然而,这只是偶一为之。在老舍身边的人,吃透他的意思并体现在翻译中,也许应该算上英若诚翻译的《茶馆》。

老舍的译事,不应该成为逸事。其间有种种值得记取的经验,他的翻译与一般学者型翻译家有不少差别,如果要命名,应该是体验与文字风格的有机结合。在译事草率成风的时候,说一说老舍的逸事,正是不想让历史逃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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